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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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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华夏寻根启示录(13)  

2010-05-06 14:25:23|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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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变   中国文化的千年困局

接上回说,“万年中华”经历了五轮2000年盛衰长周期,而在每一轮历史长周期里,又都存在着千年盛衰亚周期和五百年兴衰短周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中国自大唐鼎盛巅峰转衰沉沦与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开始复兴上升的碰撞交点。今日的中国,依然处于自盛唐巅峰转衰后最近的一个千年历史盛衰亚周期区间。所以,我们需要众志成城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如果我们找不出历史上中国盛衰的文化根源与生成机制,不能明察历史兴衰的时势拐点,我们又怎么去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呢?探究昨天的历史,是为了见证明天的历史,更是为了共同探寻我们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文化新起点。我们每个人今天所遭遇到的所有挫折、困顿和迷惘,其实均根源于历史文化的错乱与精神迷失。包括西方现在正面对的,自20世纪初的大萧条以来的又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由于距今最近的一轮千年盛衰亚周期,特别是最近的五百年短周期的历史误导,使人们形成了“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就代表先进”的观念错觉。只有当我们能够突破眼前的迷雾,回望“万年中华”的大历史和大周期时,才会对今天的一切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在整个人类社会从原始蒙昧状态开始文明进化的初期,大约都会有一个神巫宗教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往往具有信仰宣教、知识传授、道德裁决、心理抚慰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资格的认可及授权等权威职能。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曾出现过长期的“政教合一”的时代。然而,一种宗教对社会政治文化专制和垄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神职宗教特权阶层的私利,常常会凌驾于国家民族及社会大众的公利之上,从而严重束缚和桎梏社会的文明进步。譬如中世纪欧洲神权统治的黑暗,就是这样的情形。自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科技、司法审判及政治管理授权等规则与职能,才逐渐从神职宗教特权阶层的手里分离解放出来。而现代社会宗教信仰自由,也已经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现代宗教组织,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信仰布道和信徒的精神抚慰以及人道救济等社会作用。所以,作为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文化组成部分,我们对神学宗教在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职能与作用应客观看待,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中国的儒家礼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严格的文化概念来讲,我们把儒家礼教首先可以看成是一家学派,最起码是一门政治伦理学说。但它却又不是一家普通的学派,因为它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经,如《论语》等。它有教主偶像,“至圣先师”孔子。它讲究严格的礼仪,而且有庄重的教仪如“祭孔”等。当然,儒家礼教又不是宗教,而应只是中国的一家宗源于“大道之学”的文化学派。

然而,自公元前134年儒经大师董仲舒献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朝廷“以教化为大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使“邪辟之道灭息”。再加上后来的“学而优则仕”,儒家弟子便成功建立起了从读书识字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阶层闭合循环机制。而“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大道之学”等“邪辟之道”,则一概被“罢黜”而“灭息”。这样,儒家礼教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专制和独家垄断,已甚于人类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统治,更甚于欧洲中世纪的神权专制统治。于是,儒家礼教虽然有幸冒领了“汉承秦制”及汉初七十多年奉行“黄老之说”的滞后效应成果“大汉雄风”,但自然很快将其败亡而致魏晋南北朝的祸乱不休。此后,隋唐两代“屈尊”儒而“擢升”道,复蕴积起“大唐盛世”。尽管这时的“道”,也只是部分继承了中国“大道之学”的道教。继而儒风再起,至宋明理学而昌盛之极。于是,大唐盛世转衰、宋亡与蒙元、明亡于满清、清败辱于西方列强。回望这2000多年中国的盛衰轮起落,特别是最近千年盛衰亚周期及最近五百年盛衰短周期,儒之盛而中国衰,实属必然。

儒家礼教甚于“政教合一”之弊还在于,历史上的神巫宗教特权阶层的私利独享,往往会受到社会其它强势阶层或新兴阶层的抵抗与制约。而儒家以“亦学亦教”而又“非学非教”的模糊身份,成功缔结起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强势特权阶层联盟模式。尽管这个联盟模式里的成员席位可以换班接任,甚至可以改朝换代,但新崛起的各强势阶层成员很快又会聚焦归队于这个联盟模式,并重新对号入座。这样特色的“超政教合一”模式,后来又变形为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版本,同样证明了儒家等级礼教的生命力之强,其实亦同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但问题还是在于,儒之盛而中国衰。因为这样少数特权阶层的私利,同样凌驾于国家民族及社会大众的公利之上。特权阶层的膨胀壮大,也正是以对国家民族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蚀与盘剥为代价的。

那么,西方自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后,就永远文明先进了吗?当然不是,只不过是新兴的资本强势阶层替代了宗教阶层和国王贵族的旧特权而已。而少数特权强势阶层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及社会大众的公利之上,这一结构性的社会本质并没有变。但打破旧特权阶层对社会发展桎梏而释发出的潜能与红利,还是让西方列强实现了历史性的先行崛起。可结构性的“私”与“公”的矛盾,依然会长期阻碍西方继续引领世界先进的脚步。所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便是这不断蕴积的矛盾的上升与爆发。

“公”之所存,“道”之所在,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兴衰共同的文化规律。“道兴,则中国盛。儒昌,则中国衰”,却是中国历史盛衰的特殊定律。中国自盛唐以来的盛衰困局与破局,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自身的这一文化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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