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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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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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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追梦汉唐雄风大秦魂  

2010-08-11 19:43:19|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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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学”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精神本根是什么?怎样才能重新感悟“大道国学”的真谛?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人心灵深处最大的迷惘与困惑。特别是自1840年以来,复兴“国学”就一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也是最终实现中国复兴的精神追求。中国一日不富强兴旺至鼎盛,复兴“国学”的使命就一日未功成。《大唐秦饼记》曰:“时论中华复兴,则言必称汉唐,何哉?实乃宋元以降,中国未曾复有汉唐之盛象也。千年回望,盛世长安,商贾云集,万国来朝,风光无限中华之巅。可叹自巅峰转衰,一衰再衰,直至鸦片炮火八国狼烟。所谓西风东渐崇洋媚外,所谓复兴国学食古不化,皆为民族救亡图存困惑苦斗之心路也。”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再到北洋军阀连年混战乃至“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已经以铁的事实验证了中国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失败。而自1840年以来的民族危难与百年忧患,更是以鲜血和眼泪惨痛地见证了“孔孟之道”儒家文化的腐朽与罪恶。但处于精神迷惘的中国人,却总还是在儒家文化体系的经史子集“酱缸”里复兴“国学”。这样的“全盘西化”与复兴“国学”的拉锯,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的文化祸根,并给中国社会酿成了双重文化灾难且遗害至今。

    当前,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经年积弊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隐患,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转型,迫使我们必须将眼光转回国内并投向西部。中国复兴,梦回盛唐长安,也促使我们进而上溯至汉唐以前,直至翻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屏障,拨开中国盛衰的千年迷雾,从而真正开始一场“大道国学”的文化寻根之旅。作者基于此而展开的《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丛书和《大道国学》及《商道无极说》系列文章,自网闻博报发布以来,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作者本人还因此而受邀为香港文汇网“名家专栏”博主。为了表示对全球秦商“弘扬中华文化、重振秦商精神、再创盛世辉煌”的期待与支持,作者特将相关文章及给MBA研究生班的《大道国学与企业管理》培训讲义内容摘选修改,并供稿于全球秦商大会秘书处《秦商情》杂志“国学商道”栏目,此文为开首之篇。

中国文化精神的汉唐寻源

时下所言之“国学”,缘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西学东渐”。从“师夷之长技”,到“全盘西化”;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再到当前与国际接轨后出现的“国学热”,“国学”复兴的潮起潮落,也正是中华民族百年忧患奋斗不息的文化印迹。然而,时至今日,尽管我们人人在说“国学”论“国学”,可很难有人能够说明白,“国学”究竟是什么?对于“国学”的概念定义,就连学界专业人士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云山雾罩中,甚至还引发了“国学大师”标准与真假的质疑和争议。170多年来,中国“国学”的迷茫与浮躁,真实地折射出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困惑与焦虑。今天,当“国学”复兴再度大潮汹涌之际,我们不能不继续深思和追问,“国学”究竟是什么?

回顾1840年以来“国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国学”,首先是相对于“西学”的特定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概念。其次,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国学”又具有强烈的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文化抗争精神。既有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民族实体属性,又有文化的危机觉醒和变革图强的人文精神属性。从这两个基本特性考察,“国学”首先应是“中国之学”,即为有关中国文化的发源、形成与发展的经典总集。其次,“国学”应是“大国之学”,即是体现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争取实现富民兴邦大国崛起的智慧勇气和奋斗精神的智库宝鉴。其三,“国学”应是“大道之学”,即是体现中国人民最早认识“天人合一”宇宙生态大系统循环运行的超然风范。概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文化的“大道之学”,即作者说称的“大道国学说”。

秦时明月汉时关,  梦回盛唐忆长安。让我们沿着中国历史兴衰的沉浮轨迹,从1840年以来的百年忧患衰落谷底上溯回望,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最自豪最耀眼的历史巅峰,首先无疑就是大唐盛世。梦回大唐,的确应是中国人能够重新找到自豪与自信的精神支点。遗憾的是,大唐长安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距今已是千年往事。那么,大唐所以为中国盛世巅峰的文化精神之源又何在呢?让我们翻越大唐盛世巅峰,继续上溯追寻,最显眼的几座历史高峰景象由近而远又依次为大汉雄威、大秦丰碑、先秦诸子巨星闪耀、西周丰镐礼乐昌盛、炎黄联盟四夷归服、伏羲画卦开启鸿蒙乃至“华胥古国”起于洪荒。至此,我们才慢慢追寻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蒂源脉。

所谓根深叶茂,所谓源远流长,所谓博大精深,我们如果遗忘了民族的根和本,我们如果缺失了对万年中华文明的长镜头大视野观察,我们就很难读懂中国,就很难认清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就更难以把握中国的历史大势和未来方向。中国文化的困惑和“国学”的迷茫,其实就是迷失于这久远的历史峰峦中。在这个万年历史时空大视野下,所谓“西学”及西方文化科技的强势崛起与领先世界,不过是二三百年之一瞬。所谓中国自盛唐巅峰转衰至今,也不过是一个千年的轮回。只有“不为浮云遮望眼”,我们才会看到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迈复兴的壮美图景。

汉唐文化的秦风古韵

回望历史,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还在于,从“华胥生伏羲”到“伏羲画八卦”,从“华胥古国”到泱泱华夏,中国人因最早认识和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世界观,而开创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三皇之首”为伏羲,他所感悟总结的宇宙生态系统自然循环易理大道,经“黄老之说”和《易经》的阐释延承,成为中国文化的本源主脉,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传国之宝。所谓春秋百家争鸣和“孔子拜师问道问礼于老子”,只是儒墨法兵诸子百家源于易理大道“黄老之说”的开枝散叶。易理大道“黄老之说”乃为道,儒墨法兵诸学皆为术。道为本,术为末,源流发展自然之理。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文化异变,距今也不过只有两千多年。直至汉武帝在位初年,“汉承秦制”尊奉“黄老之说”治国亦曾达七十多年,故有“文景之治”盛世。至东汉之际始有道教由民间兴起,李唐皇室尊奉道教神主老子为同姓远祖,道教因享“国教”圣尊。故而,大汉之雄风以有“黄老之说”开基,大唐之盛世以有易理大道之余韵。若无易理大道“黄老之说”的文化重振,则大唐盛世几为千年绝唱。

再从万年中华文明的时空坐标观察,据史料考证,“华胥古国”最早发祥于关中东部的“华胥之州”,亦即华山周围的古“华州”地带。而伏羲的活动范围最早也是在关中渭河流域,西至甘肃天水,最后东出潼关经山西河北到达河南淮阳。继而炎帝部落崛起于关中西部的渭河支流姜水流域,黄帝部落崛起于关中东北部的洛河流域,周人崛起于关中西部的周原,秦人崛起于关中渭河流域。随后,汉承秦制,唐承隋制,中国汉唐盛世历史舞台的中心,依然是在关中的长安。与其说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最集中沉淀于秦地厚土,不如说是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孕育和滋养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与其说秦地秦人秦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延承,不如说中国文化的复兴正是需要从这里找到根脉。

秦文化的历史误读与自误

观历史盛衰之变而知未来,就中国文化代序而言,自盛唐转衰以至晚清的文化,大多仅具衰落教训以汲取。而中国文化的强盛基因,则需寻根于汉唐文化乃至更古远的华胥伏羲文化。就本末关系而言,我们需要寻根溯源于易理之“道”,而不能继续舍本逐末于中西之“术”。梦回大唐忆长安,仅仅只是中国文化归根再出发的精神起点。

如前所述,自宋元以降近千年以来,特别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国学”文化的困惑于迷茫,使中国人大多难觅中国文化的本源根脉,更认识不到中国历史文化在秦地秦人秦文化中的特殊积淀与世代传承。于是,便远“道”而重“术”,进而又由中国的“儒术”移情于西方的“技术”,或游离于两“术”之间。失其本而逐其末,终难走出百年忧患与坎坷,故伤怀时只能遥望大唐之背影而兴叹。至于秦地秦人,亦由于千年以来的“儒术”教化,也往往因偏居“中原”陕县以西而自卑,更循规于中国“儒术”与西方“技术”之间的摇摆,全然已没有了盛唐以前秦人的精神气魄。于是,现代秦人思想的保守与僵化,似乎也一并被当成了中国文化落后的证据和标本。

面对西方商业文化的强劲冲击,以及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的压力,秦人秦商又往往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秦地先天缺乏商业文化精神基因。大部分的文化学界人士,也都持有这种观点。期间,难得有少数秦地学者不服,研究考证出了明清之际秦商文化及商帮经济的一段历史辉煌。据此,秦商与晋商和徽商等,曾经均有各领风骚的荣光,这无疑大增了秦人秦商的底气。但亦如前文所述,秦地文化的真正强盛,是盛于汉唐及以前,而非宋元以后。秦商文化和秦商精神,也同样强盛于汉唐文化的精神内涵中。

“丝绸之路”是秦商文化的历史丰碑

秦商文化的历史辉煌,最具代表性的,便应是启于西汉而盛于唐代的“丝绸之路”。勿庸讳言,“丝绸之路”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开道和保障,但它更重要的还是一条连通世界东西方贸易的商业交流通道。同时,也是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友谊共同繁荣的文化纽带。大唐长安,商贾云集,万国来朝,那曾经是何等的雍容豪迈。中国文化的开拓进取、自由开放、包容并蓄、平等互利精神,在“丝绸之路”的历史篇章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张骞,正是汉中城固的土著秦人。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中国商客队伍,又怎能少了帝都长安及周边秦地秦商的影子。秦商文化和秦商精神,怎能少了这段世界性的历史辉煌。

而汉唐商业文化的辉煌,同样有秦地文化的底蕴和亘古承传。经世济民,富国兴邦,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不变主题。后世对于“商鞅变法”的曲解误读,造成了秦人只重“耕战”图强而轻商的印象。其实秦地所处的农牧业交界特殊环境,使得秦人世代都有谷马互市贸易的传统。在先秦几百年励精图治实现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也一直是秦人社会极其重要和极为活跃的群体。邯郸商人吕不韦往来于秦赵之间,运作成了一笔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交易,又称为“国君买卖”。吕不韦后来官居秦丞相,更显示了其出色的治国理政才能。秦始皇对商人也很器重,据《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曾经给一位叫乌氏裸的商人赐以相当高的礼遇,还专门给一个叫寡妇清的女商人进行过表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见,秦商文化与秦商精神,同汉唐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贯长虹。

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契机

回望万年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的衰而复盛,曾屡屡崛起于关中秦地。而中国自盛唐转衰至今,也不过是一个千年。中国的再次复兴,也必首先始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崛起。中国文化的秦地寻根,是我们已经迟来的一程灵魂洗礼。如果拨开历史的千年迷雾,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儒术”的礼制教化,束缚了我们的精神蒙蔽了我们的双眼,造成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解误读,并进而导致了“国学”文化的百年“失道”与迷茫。今天,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道德信仰危机与生态环境危机的纷至沓来,则见证了西方“钱道”文化与“技术”文化的末路和恶果。因此,中国“国学”文化的正本清源,既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须,也是医治人类文明“西学”创伤的需要。而中国文化的寻根溯源,即应始于对秦地文化积淀传承的重新认识和挖掘。同时,中国文化的寻根易理大道,也会给广大秦商及华商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和智力支持。秦人秦商自身的文化觉醒和精神崛起,更会给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希望和动力。

从昔日的“丝绸之路”时代,到今日的全球化时代,经济贸易和商业文化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力量。市场无国界,商人有祖国。中国的国学商道,是海内外华商的智慧宝鉴,更是秦商文化的传世瑰宝。文化寻根,富国兴邦,重振汉唐雄风,今天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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