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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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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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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国学商道:“斑竹潇潇”说虞舜  

2011-11-14 17:21:47|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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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天下为公”说唐尧》提到,我们从前面《国学商道》系列的历史回顾考察中可知,且不说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及伏羲氏时代的古远历史,就是自伏羲氏世系与神农氏世系之交,距黄帝时代已经有大约三千年时间。而自“神农氏世衰”与黄帝“代神农氏”之交,距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也已有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仅自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时代开始,距司马迁时代也已足有两千年之遥。这样,包括司马迁在内,在数千年后处于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人们,要想理解公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的确是有“风教固殊焉”的大“代沟”。

但从《史记》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以“信古而不惟史,疑史亦不惟书”的态度,努力以理性逻辑分析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提倡群众观点、学者观点、典籍史料、实证考察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特别是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迷信“圣人之言”,而以当世习俗观念和惯性思维来推测评判古往的历史。虽然后世对帝尧“命鲧治水”的“用人失误”也毫不讳言,但他能够坚守“天下传贤而不私传于家”的接班制度,还是赢得了万代颂扬。若对照后来大禹之子继父位,并由此开启夏朝“家天下”的传统,这一点就更显得意义重大。

至于在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墨两家竞相把帝尧推崇为德政与仁爱的“圣君”楷模,则是明显把上古时期的“帝”与夏朝以后的“君”混为一谈了。当然,同样是在讲“天下为公”和“公正道义”,我们也不能苛求当时的“诸子百家”们能够真正理解,公有制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公”与“道”,与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公”与“道”,二者是有着怎样的本质不同?而老子所言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究竟又是什么意思?

从时间推算我们就可发现,“百家争鸣”之际距黄帝时代也已经有两千多年了。因此,“诸子百家”大多也是在夏商周时代君臣等级制度的思维定势下,来思考和理解上古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在此私有制“家天下”君臣等级制度的惯性思维框框里,来寻求恢复“天下”秩序的稳定之策。于是,他们的关注点无非是在“上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寄望于“上”有一个推行德政仁政的“明君”,其次便是“下”有诸侯官民都遵守君臣尊卑等级规范。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王道”社会,就必须首先塑造和树立一个“明君”楷模。所谓“尧舜、商汤、周文”等列代“圣王”形象,便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造神运动”的历史成果。

从一定程度来讲,“诸子百家”对唐尧的“神化”与“圣化”,是在给虞舜的出场做铺垫。因为唐尧“传贤不传子”的“天下为公”,正是在于传位给了新的“圣贤”虞舜。而虞舜又何以更为“圣贤”,则是因为他除了比唐尧更加“圣明”外,还具有“孝道”之“贤”。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伦理楷模,就可在虞舜这里集于一身了。这些对虞舜功德的添油加醋论述,无疑也会给司马迁的《史记》增加了不少凭据和作料。故此,《史记》中对虞舜的功德记载,自然也就比唐尧还要详细得多。甚至,关于唐尧时代的历史记载,主要篇幅也是在描述虞舜如何贤能如何神明。至于成书或修编于春秋战国时期及其以后的各种论著史籍,对虞舜功德的记述与赞美就更是汗牛塞栋了。

今天,我们就此来解读虞舜的故事。

据载,虞舜虽然具有帝颛顼后裔的高贵血统,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堪称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平民”成功者。这也从侧面证实,在虞舜时代以前,是不存在“官二代”特权贵族阶层的。因此,舜的家世甚为寒微,他从小就得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他曾在历山耕种农田,在雷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舜在家里的生存环境也非常恶劣,父亲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父亲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的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骜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总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但在家人有求于他时,便马上会回到他们身边。就这样,舜在20岁的时候,就以孝行而远近闻名。后来,当帝尧向四岳征询继任人选时,四岳便推荐了舜。

帝尧对舜的考察过程,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了。舜在代帝尧摄政和登基执政后,建立健全国家法制体系,以兴利除弊惩恶扬善。舜的法治举措,最有代表性的一项创举就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即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以起警戒作用。他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严加惩治。他严明法纪,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在帝尧时代就已经恶名昭彰的“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等,也都被舜全部流放到了边远荒蛮之地。

舜还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设置了行政机构,明确了官职分工。帝尧时代,国家管理实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议事会主要成员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但他们并无固定的行政官职。舜给他们分别明确地委任了不同的官职。其中,禹担任司空,主管水利与国土整治;后稷为农官,主管农业;契为司徙,主管道德教化;皋陶为司法官,主管刑律;倕为共工,主管手工业;益为虞官,主管林业和渔猎畜牧业;伯夷为秩宗,主管祭祀典礼;夔为曲乐,主管文艺和贵族子弟的教育;龙为纳言,主管政务监察和民间言论舆情。舜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他对帝尧时代就已经名扬天下的“八元”和“八恺”等贤才,也都给予了官职任命。舜还规定,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有成绩者加以提拔,不称职者予以撤换。

于是,“庶绩咸熙”,“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清平盛世局面。

但透过这些史籍中对虞舜的歌功颂德和“神化”与“圣化”,再对比前文的历史回顾,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上古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了虞舜时代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知道,在黄帝时代以前,中国上古社会一直体现着“大道惟公”和“无为而治”的精神。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内部,体现的是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那时的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只是民主推举产生的“人民公仆”,根本不允许有什么个人私利和贵族特权。此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然是不需要用刑律来强制约束的。

反之,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也就显得凶顽奸佞之事丛生,而必须以严刑峻法来维稳了。于是,也便有了法治的肇创。有了官僚机构的规范化与常态化,也便必须有政风政绩的制度化严格考核与监察。这样,具有原始大众民主性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蜕变为官僚权贵的议事行政体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一个官僚贵族特权阶层的形成,由此即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种1%精英民主取代99%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折点,便是肇始于虞舜时代。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接下来夏禹时期及夏朝“家天下”时代的开启,这种社会文化的嬗变轨迹就更清楚了。

固然,虞舜后来也是依照帝尧先例,“天下传贤而不私传于家”,把“天子”宝座禅让给了大禹。但很遗憾,这也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最后一次“禅让”了。而这种历史结局,又恰恰是虞舜一手酿成的。或许,虞舜并不是有意要推动解体那个公有制时代,而绝对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良好愿望。也或许,虞舜仅仅是缺乏了一些“顺天应道”力挽狂澜的智慧才能。但不管怎样,中国君臣等级制“家天下”的瓶口是虞舜打开的,这已经是不可掩盖的历史事实。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自虞舜时代以后的公道公理公德公平公正公义及法治刑律等,便因此也再无“公”之原始本意了。

据《史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传说虞舜后来葬在九嶷山,此地被后人称为零陵,位置在今天湖南省宁远县东南。于是,这里便留下了“斑竹点点湘妃泪”的典故,以及历代文人骚客绵绵不尽的敬仰、赞誉和幽怨。李淑曾《斑竹怨》诗云: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间;有泪洒湘竹,至今湘竹斑。云深九疑庙,日落苍梧山;余恨在湘水,滔滔去不还。

不过,又有多少人能够破解和洞穿,“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对虞舜“神化”与“圣化”的历史疑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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