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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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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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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国学商道:“大道始废”说夏启  

2011-11-16 17:20:38|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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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千秋功过”说夏禹》提到,具有原始大众民主性质的部落联盟议事会制度和“四岳”参议制度,一旦蜕变为官僚权贵的议事行政体制,差不多便等于宣告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一个官僚贵族特权阶层的形成,由此即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种1%精英民主取代99%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折点,便是肇始于虞舜时代。

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进程,从虞舜时代开始,到了夏禹及夏启之际,终于是画上了一个句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进程,是发端于虞舜时代。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主力推动作用的历史人物,就是夏禹。夏禹自虞舜时代开始,最大的功绩并不是水土整治,而是在于建立了“分疆封侯”的朝贡和税赋体系。后来被万世颂扬的“大禹治水”,却原来是为了“咸则三壤成赋”和“各以其职来贡”的最终目的。包括夏禹对唐尧和虞舜的儿子“分疆封侯”以“示不敢专也”,实际上是对“公天下”的最后分赃和利益均沾。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看明白,当初虞舜创建国家法治体系及官僚体系的经费来源和最终目的。可以说,是夏禹帮助虞舜创建了贡赋体系,才使得这个新创建的法治及官僚体系有了取之不竭的财力支持。最后,虞舜禅让夏禹继位,而夏禹则创建了自己的“家天下”,但同时也让虞舜的子孙世享“分疆封侯”的爵禄。或许,这本身就是事先的分赃默契和利益交换。总之,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私有化进程开端与完成,是虞舜和夏禹联手实现的,这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古往历史了。

只是我们的困惑却在于,人类历史的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同生产力与科技发展阶段究竟有无必然的关系?是发展水平落后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公有制上层建筑,还是发展水平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基础才会产生公有制社会?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化的二三百万年漫长历程中,为何最后选择了原始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形态?而当从“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决“住房难”、“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决“食品安全”、“燧人弇兹氏教民织衣”解决“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解决“生活改善”、“神农氏教民稼穑”和“尝百草”解决“丰衣足食”与“看病难”,直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这样生产科技水平不断突飞猛进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时候,中国上古社会怎么就发生了自“公天下”到“家天下”的乾坤逆转?

这些,都是上古时代留给我们的谜题。而这些中国人世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也正是给人类世界今天所面临危机困境的冥冥启示!

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是夏朝,也就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后国”。而此前,则是氏族公社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那时,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与接班,实行以民主推举为基础的“禅让制”。那么,对于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改制,尽管虞舜和夏禹已经做了长期的基础准备,但在“天子”世袭继位这一幕真的破天荒正式上演时,当时天下人究竟是做何反应呢?

据《史记》载:“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这里大意是说,夏禹当初虽然按照“禅让制”的传统,提前选定益为继承人,但由于益辅佐夏禹理政的时间太短,威信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诸侯们都疏远益而听命于夏启。于是,益在主持料理夏禹国丧三年期满后,就按照惯例避居山野以示谦让,而夏启便正式承继天子位。夏启贤能,这也是天下众望之所归。

但与此同时,《史记》也记载道:“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而天子御驾亲征,则必定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决战,也足见当时反抗力量之强大。有扈氏部落亦属姒姓,居于今天陕西省户县一代。启继禹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之会。于是,启便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讨伐有扈氏。为此,启在甘举行战前誓师大会,《尚书·甘誓》对此也记载道:“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启在这里大意是讲,啊!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慢五行大道,藐视国法。因此,上天要剿灭他们。现在,我谨遵天意,来执行对他们的惩罚。我要你们向左杀,你们如果往右跑,就是违抗我的命令。我要你们向右杀,你们如果往左跑,也是违抗我的命令。驾战车的兵士,如果你们发挥不好战车的作用,同样是违抗我的命令;如果服从命令,我就会在先祖社稷庙堂前嘉奖你们;如果胆敢违抗命令,我就会把你们斩首处决,或者把你们作为奴隶服役后再杀掉!

这一段杀气腾腾的誓师动员令,堪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军法》。同时,也反映了夏启假借天道公理之名,创建“家天下”私有制王朝的野蛮和专横。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启遂将其部族全部为罚作牧奴。中国奴隶制王朝和私有制“家天下”的历史,便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那么,对于从公天下“禅让制”到私天下“世袭制”的这场历史性剧变,究竟是“天下属意焉”还是“大战于甘”的结果?为何即便是同一部《史记》,也会出现这么矛盾的记载呢?或许,治史严谨的司马迁,也便是以此笔法来表示存疑!

关于“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史籍中发现不同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益这个人物很关键。据载,益除了是夏禹按照“禅让制”选定了接班人外,他还是后来统一中国的嬴秦部族的先祖。相传益善于畜牧和狩猎,在虞舜时代就曾助禹治水有功。《早于《史记》的《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代魏国史官所作。该书记载先秦时期及以前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亦多有不同,但却往往能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相吻合。而据《竹书纪年》记载,禹死后由禹之子启继位,而益因与启发生争执,帝启六年,被启杀死。《纪年篇》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就是说,益因干扰启继禹位,所以被启诛杀了。

可见,夏启是通过武力手段,排除异己,镇压和剿灭了天下反抗力量后,才实现了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家天下”王朝创建。还有记载说,大禹死后,启为了承继天子位,启并没有急于清除反对他的人,他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是收买人心,以让民众心服口服地拥护自己。于是,为了赢得民心,启便严于律已,除了祭神和祭祖外,他不许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平时过着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尊老爱幼任用贤能。这样,才过了一年,他的声誉便迅速开始提高了。就是对于启“子承父位”而为天子,人们也逐渐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合理。
或许,当初夏禹先是选定年迈的皋陶为接班人,在皋陶不幸逝世后才又选定益为接班人,这本身就给“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埋下了伏笔。而夏启“一手软一手硬”,作秀扮“贤”和“予则孥戮汝”双管齐下,则更显现出不输乃父的权术机巧。故此,自虞舜时代创建官僚体系之后,夏启也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玩弄政治阴谋的第一人。而一旦当他帝位稳定后,便旋即露出了腐败堕落的真面目。他整日饮酒作乐,歌舞游猎。为了粉饰盛世太平,据说夏启还曾亲自创作了名为《九韶》的大型乐舞。

 不久,启便因为荒淫过度而病亡。早在启临死之前,他的“五子”就为争夺帝位继承权而大动干戈。小儿子武观甚至聚众反叛,启不得不命大将彭伯寿带领大军出战,才终于将其征服。在启死后,太康继父位,也是政事不修,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夺取了政权,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杀。其间,中康、相即沦为傀儡,中康抑郁而死,相则被寒浞杀死。相之子少康,又名杜康,逃到有虞氏并得到有虞氏的帮助,乘寒浞内部混乱之时,出兵打败了寒浞父子的力量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便是历史上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事件。

到了夏桀之时,更是把这个奴隶制王朝的腐化而又暴虐推向了极致。于是,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经鸣条之战,夏朝被推翻,商汤称“王”,始称商朝。此后,周之代商,如商之代夏。清之代明,亦如秦之代周。中国“家天下”的王朝历史,就这样循环演绎了四千多年。《易·革·彖辞》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仅指王朝更替而言。相较于“公天下”与“家天下”或“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性历史剧变来讲,这样的王朝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都是谈不上“革命性”变化的。即使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也都仅仅只是“私天下”的“换汤不换药”。

自夏启伐有扈氏开始,“私天下”的建立者与维护者,便均是“依天道据法理”来惩治忤逆的。因此,除了凭借军队武力征讨外,法治体系的日渐完备就是大势所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是在氏族公社体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也是以氏族父权家长制家庭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种世袭王权与分封诸侯的宗族关系,同样是按辈分高低和族属亲疏来确定等级地位的。“私有制”与“等级制”,从来就是一对孪生体。而等级礼教和法制,也便由来就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连环套。从人人平等的“公天下”到人分等级的“私天下”转制过程,实际上就是“枪杆子”暴力强权和“笔杆子”等级礼制教化与法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 
夏朝的“天子”是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的军队、官吏和监狱等,便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自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镇压各地诸侯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就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
法典。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引述《夏书》所称“昏、墨、贼、杀”,是指触犯昏、墨、贼这三种罪过的人要判死刑。据说,夏后槐的“圜土”、商汤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时的监狱,为中国史书记录最早的监狱。《史记·夏本纪》云,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引曰:“狱名”。

《尚书·吕刑》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便是指周穆王将夏朝的《赎刑》作为制定周国刑法的参考依据。《唐律疏议·名例律》载,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此外,夏朝除了《禹刑》,还有《政典》及《甘誓》等。

由此可见,夏朝“私天下”而“依天道据法理”的礼法体系,对中国后世各朝各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所谓“大道惟公”,“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关键是在于一个“公”字。所谓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及公义,原本便是源自于“公天下”的上古遗风。离开了这个“公”字,又何言“天”?何言“道”?何言“理”?何言“义”?此或便是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奥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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