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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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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加快改革:“杀富济贫”要剑指何方?  

2012-10-01 08:13:24|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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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2012年9月29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对此,有专家指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究其原因,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

在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这句高屋建瓴的话,使得“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与“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的矛盾,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强烈对比。诚如专家所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是一直在“杀富济贫”。否则,“杀富济贫”便无所谓“做得够”或“做得不够”了。而经过“杀富济贫”三十多年,“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的结果,却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那么,若照此专家所言,继续推进改革进一步加大“杀富济贫”的力度,把“杀富济贫”做得“更够”,三十年后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如此专家高论,让普通百姓大众难免会感到一头雾水。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有关报道,然后再继续讨论。

【1】人民日报谈收入差距:“杀富济贫”做得不够

据人民网-人民日报2012年09月29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徐洪才建议,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

【2】网闻博评:贫富两极分化绝非中国特有的“新生事物”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诚如专家所言,贫富两极分化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确是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但且不说中国接轨市场经济国际惯例还不够成熟规范,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标本性样板性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与收入差距拉大难道还不是两百多年照旧如此吗?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难道不是1%与99%贫富两极分化矛盾凸显的集中反映吗?因此,在这个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若只是眼睛向内埋头在中国分析寻找体制性障碍或病因,难免会陷入思维局限和偏颇。甚至,若以美国模式为参照标准,来开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提低控高”的改革处方,则恐怕就更是缘木求鱼了。

譬如,“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这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做到彻彻底底的市场化私有化。但问题同样在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改革,在美国早已不存在任何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可美国1%与99%贫富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顽疾又在哪里呢?当然,更无须再强调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因为这个“普世价值”也同样不是解决美国1%与99%贫富两极分化的“灵丹妙药”。那么,专家们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药方”,又究竟是从哪里抓来的“独门秘籍”呢?

【3】“GDP崇拜”与“拜金主义”的货币化金融陷阱

不管是外向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是内向型的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只要是走“GDP崇拜”的发展老路,就很难摆脱“拜金主义”的货币化金融陷阱。就像企业产值收入规模与利润率及利润额的差异一样,按市场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GDP,同样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实际的财富总量。产值巨大的企业,会是一个亏损企业。GDP巨大的国家,也同样会因通货膨胀和高负债率而处于“财富虚胖”状态。所谓市场经济的刺激增长政策,实际上是GDP刺激增长政策。与此相伴的,往往就是通货膨胀和高负债率的泡沫隐患。

但在这个GDP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对于市场微观经济层面而言,便是在实现企业资本性与工资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在这个基础性的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和企业以实现利润为宗旨的本性决定。所谓1%资本家阶层与99%劳动者阶层的贫富两极分化,就是从这里根本形成的。企业收入以两三倍于GDP增速的高增长,便决定了1%资本家阶层必然是国内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获利者。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1%资本家阶层,不仅包括国有企业的高管阶层,而且也包括国内的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有者。同时,公共财政收入亦以两三倍于GDP增速的高增长,也便决定了未纳入社保统筹改革的官僚阶层与公务员队伍,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内经济发展成果的第二大获利者。至于“二次性分配”中的税收政策调节,首先是对“世界工厂”的“出口退税”和对外资的招商引资税费减免优惠。再加上对工薪收入“低门槛”的个人所得税强化,称之为“杀贫济富”倒恰如其分,又何来“杀富济贫”之说?

回头再看,从“一次性分配”到“二次性分配”的“杀贫济富”,又都是GDP刺激增长政策的内在驱动。这就刚好反证出,为何企业资本阶层和地方政府总是有着不了的“GDP崇拜”情结。

专家诊脉称,“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这其实又恰好揭示出,在“一次性分配”中,占据了“资本收入”优势的1%先富人群,其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究竟是怎么“经济转轨”出来的?而这样的“资本收入”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又有多少社会公平正义性可言呢?

“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在“一次性分配”的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资本性收入”群体占据“杀贫济富”的根本性强势地位,税收政策调节的“二次性分配”再次“杀贫济富”,“工资性收入”群体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便在相当意义和绝对意义上都成为必然的结果,这个道理自不待言。

“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所谓自由市场法则,就是资本为王的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就是“世界资本之王”市场定价权的自由操纵。金融证券市场,更是大资本快速吞噬小资本的绞肉机。垄断金融寡头与机构投资者对散户小股民的财富洗劫,由来便是金融证券市场的“国际惯例”。中国A股市场的“熊冠全球”,则更证明了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散户小股民压榨的惨烈。故此,所谓“钱生钱”投资理财的财产性收入游戏,本身就是普通百姓大众的“财富陷阱”。

“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还是以国际化眼光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应该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先进样板了。但西方国家1%与99%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收入分配差距,现在消除了吗?从源头上讲,西方国家的GDP刺激增长政策,相伴产生的同样是通货膨胀和高负债率的泡沫隐患。只不过,西方先富国家可以凭借“世界资本之王”的金融货币优势,把自身的通货膨胀输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但西方国家不劳而获的高消费与社会保障“福利天堂”,同样是建立在寅吃卯粮的次贷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泡沫之上。一旦到了债务危机泡沫破裂之时,便又会导致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难道,中国能从这里找到社会公平正义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光明吗?

【4】“GDP崇拜”的专家思维,本身就是“杀富济贫”的谎言制造

由此可见,没有经济地位的人人平等,就根本谈不上社会政治文化地位的自由平等,就更谈不上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所谓市场化与私有化,则是“资本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所在。GDP刺激增长政策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是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周期轮回。而专家们回避和掩饰这个根本问题,却在“二次性分配”乃至“N次性分配”上绕圈子,并缘木求鱼地诊脉“杀富济贫”的改革药方,这不是在编织谎言忽悠百姓欺骗大众,又是在干什么呢?

事实上,美联储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对中国进行“输入性通货膨胀”的“货币战争”。同时,也是其转嫁输出自身债务危机的新一轮“货币战争”。美国的GDP刺激增长政策是周期性如此,美国的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是周期性如此,美国及西方世界1%与99%贫富两极分化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依然会不断加剧。在这种外来输入性的“货币战争”压力冲击下,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地方政府高负债率泡沫隐患,该怎样消除呢?中国国内1%与99%贫富两极分化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矛盾,又该怎样消除呢?这个严峻的形势,绝不是靠“杀富济贫”的谎言和欺骗就能拖延回避掉的!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GDP刺激增长政策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最终导致的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沉重社会成本代价,但GDP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一次性分配”与“二次性分配”的最大获利阶层,却依然可以稳获其利。那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阻力,难道会是“收入增长较慢”的广大弱势群体吗?

显然,在中国,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也没有人会反对开放,更没有人拒绝发展致富和社会公平正义。但三十多年“杀富济贫”的实践已经证明,人们绝对有理由反对这种假改革之名的“GDP崇拜”的精英化专家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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