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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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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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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汉承秦制:刘邦凭甚“进城赶考”?  

2012-10-27 02:19:19|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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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戒备我军舰驶过冲绳,仍在筹备日美夺岛演习。据东方网2012年10月24日报道,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日益恶化之际,中国政府在开展对话努力的同时亦展示出强硬姿态。此前有报道称,日本常务副外长河相周夫近日抵达上海与中方交换意见。与此同时,中国海军舰艇和公务船也在冲绳附近和钓鱼岛附近海域游弋。日本媒体报道称,有三艘中国海军军舰以及四艘海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与此同时,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也首次出现在该海域。海上自卫队称,中国舰队的其中一艘导弹驱逐舰是第一次确认到的新型军舰171号舰。

中国国防部昨天就此向媒体回应称:“中国海军舰艇在相关海域进行例行训练和航行是正当的、合法的。中方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不必小题大做。”然而,日本依然在以各种方式力图反制中国。据日本媒体报道,虽然为避免刺激中国,日美政府计划放弃在冲绳县渡名喜村的无人岛“入砂岛”举行自卫队和驻日美军联合夺岛演习的计划,但仍在就在冲绳本岛近海实施模拟演习一事进行协调。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将于11月实施的日美“岛屿夺回演习”仍在筹备中,只是实施场地由原定的入砂岛改为其他地方。目前,日美双方正就在冲绳本岛近海实施模拟演习一事进行协调。

中国国防部称:“中国海军舰艇在相关海域进行例行训练和航行是正当的、合法的”。在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看来,我们首先应该看重这个“正当性”,因为这是一个道德正义的战略方向判断。是非善恶,非黑即白简单明了。其次才是这个“合法性”,因为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技术判断,包括“合”的是哪个“法”?“合”到什么程度,乃至于“合”谁的“法”?往往会有非常“多元化”的结果。而中国国防部此处所言“合法的”,显然是针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非法行为”而言。可见,即便是“普世”都讲“民主法治”,但也同样难以达成理性、和谐的一致,甚至不排除发生战争暴力冲突的可能。

所以,对待世界上的任何纠纷争议,最容易达成是非善恶标准共识的,首先是人类最普遍认同最普遍遵守的最高道德道义规范,也就是所谓“最大公约数”。“公约数”的人数越多,道德规范层级就越高,是非善恶标准也就越简单。此所谓,大道至公,大道至简,大道归一。反之,“公约数”的人数越少,道德规范层级就越低,是非善恶标准也就越繁杂。到了极端状态,便是越“讲法治”越“讲不清”,最后就只能通过“比拳头”才能解决问题。

故此,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文化先进,首先体现在道德水平和道德习惯上,而不是反映在法治水平和法治习惯上。对此,我们都没有必要陷入腐儒学究或装傻法学家的“学术陷阱”。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问题都直接体现在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上。若养成由高到低、由大到小、由多到少和由公到私的思维习惯,就会使复杂问题简单化,也就会有高境界和大视野。反正,便会使简单问题复杂化,也就会陷入偏激狭隘的钻牛角尖和死顶牛。古今中外的暴力冲突和战争,本质上就是这种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法治迷信”所致。

西方世界,口口声声号称“法治文明”。但美日联合“夺岛军演”和日本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只是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进行“货币战争”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而从“徐福东渡”和日本自请封藩“汉委奴国”的“中华文化圈”历史来讲,这个“汉委奴国”的后代,应是一群“引狼入室”和“挟洋自重”的“资深汉奸”。这里,就涉及一个重大的历史文化问题。中国空前强盛的秦汉时代,为何就同时孕育了“汉奸”呢?此所谓“成也秦汉败也秦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走不出“汉承秦制”的文化误区,也走不出春秋战国“变法图强”的“法治迷信”误区。甚至,也还会继续被这“汉委奴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困扰。

正如作者此前《华夏文明探源启示录》、《重读经典:“五蠹”绝非韩国特产》、《汉承秦制:“徐福东渡”与“汉委奴国”》、《汉承秦制:探秘中国兴衰趋势图》、《莫言:搁置钓鱼岛争端谁都别去!》、《汉承秦制:汉人的大号为何是华人》、《汉承秦制:“大道兴废”的“迷途知返”》及《汉承秦制:“变法图强”的历史传说》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所谓大道至简,大道至公,大道归一,“公”之所存“道”之所在。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又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虞夏之际“公私之变”后的“仁义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但却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大道废”。因此,“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就实属必然。法家的“富国强兵”和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是一次合“私”于“公”的“替天行道”。而“汉承秦制”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克己复礼”,则又是“智慧出有大伪”的文化大倒退。故此,自虞夏之际至今四五千年来,中国之极盛在秦汉时代,中国之盛极转衰也是在秦汉时代。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前的“百家争鸣”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今全球互联之网络信息时代乎?于是,对于《汉承秦制:“变法图强”的历史传说》文章所述观点,便立刻引来网友的上门反驳:“光说

标题吧,你知不知道刘邦的约法三章的含义是什么?还汉承秦制呢,请先搞清楚法家、道家、儒家的治国思想区别!”若仅就彼此平等的文化辩论来讲,“光说标题”就能对对方下判断结论,这要么是超凡脱俗的高人,要么便只能是无知透顶的狂徒。但是,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还是更愿意选择前者。同时,为了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论点,也兼答网友读者的反驳质疑,特此续发此文。

【1】“约法三章”:刘邦“进城赶考”的“道法自然”

首先应该承认,刘邦的“约法三章”,的确是“汉承秦制”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章节,甚至是当年“楚汉战争”的根本性“先手棋”和“决胜局”。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入破咸阳平秦”后,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对于这个“约法三章”,刘邦同时开宗明义地昭告天下百姓:“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这个“约法三章”,既是刘邦团队“进城赶考”的“施政纲领”,也是稳定局势的“临时宪法”。这里的“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也大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文化韵味。

时人所言天然生态绿色安全无污染的“返朴归真”,一般是指“餐饮食品”。其实,“精神食粮”的道理也是一样。或许是源于刘邦团队的“大老粗”本色,当年的这个“约法三章”,同后世鸿儒引经据典的理论水平和匠心独运的文采相比,简直是茅屋与宫殿的天壤之别了。但正因为这种群众语言的大白话,才一下子让百姓大众感到了刘邦部队“子弟兵”般的朴实亲切。而刘邦“进城后”的“儒八股”与“官八股”盛世华章,尽管很经纶锦绣很文雅庄重,但同百姓大众的距离却越来越渐行渐远了。为何越知识化专业化却反倒越脱离实际?为何越熟读经典越理论创新却反倒越脱离群众?为何越正规化制度化法治化却反倒越是纷乱动荡?这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文化道德水准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知识水平问题。

我们如果“返朴归真”来看刘邦当初的“约法三章”,就会发现其简约而超然的道德魅力。虽然刘邦声言“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但所谓“汉承秦制”首先是“承”法理而非“承”秦律。据先秦吕不韦编著的《吕氏春秋》记载:“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黄老之学”称为“道”,儒墨法兵阴阳纵横杂诸家之学为“术”,而百家争鸣皆为经世济民救平天下以求“用”。这里绝无纯而又纯的“出世”与“入世”,也更没有“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求道升仙修身养性和“专攻学术”。故此,才会有著名的“儒墨之争”和“儒法之争”乃至“法墨之争”。“秦固厌儒而重法好墨喜兵”,应是秦最终实现“大国崛起”和“一统天下”的文化内因。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重法”,已无需赘述。秦人“喜兵”,或有民风天性使然。而秦“好墨”的“天下之大义”,却往往被后世所忽视。从“管子变法”的“商战”,到“商鞅变法”的“耕战”,法家勇于打破世袭等级特权而鼓励公平公正的竞争,其核心价值观在于追求“公平”。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是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的本能,但坚持以平等互利与博爱众生兼济天下为道义原则,此所谓“大利大爱大义”也。兵法墨思想兼容并蓄的“战”、“公”和“大”,熔铸成了秦文化的精神内核。譬如,“大一统”、“大长城”和“秦直道”等等,皆是形神跃然可见。

当然,秦人也固有其私。但是,即便是把这“大一统”、“大长城”和“秦直道”等等,都理解为秦始皇追求个人享受或虚荣的私利私欲,且问这样的“大私大利”有几人可以求得?这难道没有“兼相爱交相利”的“天下之大义”在其中吗?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被“承”入“约法三章”,又难道不是墨家“天下之大义”被刘邦所“继”吗?

同时,秦文化兵法墨思想杂糅的“战”、“公”和“大”,也都有“道法自然”的“黄老之学”风韵。由“黄帝战蚩尤”和“黄帝阴符经”,即可知黄帝的神武。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亦可见老子并非主张完全放弃“用兵”。所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足可见“道”即为“大”,“大”即为“公”。此所谓“大道为公”,“天下为公”。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亦可见老子并不反对求利,只是劝诫当政者和贵族精英阶层要“少私寡欲”罢了。“大公无私”的相辅相成,这才应是“道法自然”的“黄老之学”要旨所在。

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若以此再来对照:“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刘邦“约法三章”语言朴实无华的开宗明义,不正是可以从这里找到“利而不害”的大道源头吗?

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所谓“君命天授”实乃“君命民授”。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邦正是用“约法三章”交出了“进城赶考”的第一份“答卷”。

事实上,儒家力图复辟周朝的礼法秩序,是以“君命天授”和君君臣臣的尊卑等级礼教为理论基础。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的“大一统”新体制,虽然只是君主皇权制度的变法改良,但也打破了人们对“君命天授”的思想迷信,促进平民阶层的权利意识启蒙。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预示了中国“大一统”时代第一个“平民皇帝”的诞生。相对于楚国贵族后裔的项羽,刘邦身上原本就寄托着更多平民阶层的权力梦想,这也使得他在“楚汉之争”中占据了更广大的民意基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刘邦也很好地抓住了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并以“约法三章”为“政治承诺”,最后成功地完成了这次“天作之合”。

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并非“学而优则仕”的农家子弟刘邦,却反倒成了“劳心者治人”的“人上人”,这其实也是“道法自然”的造化。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初六十多年以“黄老之学”治国而奠定了四百年江山基础,也绝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那般“无为而治”。

当然,自虞夏之际“公私之变”两千多年的私有制社会局限,使得秦始皇和刘邦都不可能达到“公乃全”的完美道德境界。但此后两千多年,也再没有封建王朝的皇帝能够超越他们所达到的历史高度。故此,秦汉盛世辉煌,也便成为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的强大精神支柱。

【2】“为父老除害”:从“君权神授”到“政权民授”的历史性跨越

追根溯源,“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人类文明在数百万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进化的“道法自然”成果,也是基于自然法则的最高道德法理。在这个公有制的社会组织里,部族公社和部落公社联盟首领的“王天下”或“禅让”,便是依据“大道为公”的原则由社会成员民主推选决定。这样的“王权天授”与“政权民授”,恰好是“大道至公”的“天人合一”。公道就是天道,天道就是人道,“大道至公”也就“大道至简”。这种“大道之治”,反而是不需要法律条文的制约。所谓“无法胜有法”,这就是社会道德水准和道义力量的体现。但在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后,自私而野蛮的“王者”,就必须以暴力为基础进行“依法治国”。而要解释这个“王法”的法源与法理,就必须首先面对这个“王权”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于是,便有了“君权神授”的宗教式“天命论”学说。

“君权神授”,亦称“王权神授”,是神化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理论。认为帝王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帝王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古埃及的法老自称为“太阳的儿子”,巴比伦的汉穆拉比王自称为“月神的后裔”。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他最先用“理论”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并进而以“君权神授”为罗马帝国的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于“君权神授”的产生,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曾评论道:“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

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西方资产阶级才以“人道”、“人权”和“民主”的名义,从“君权神授”的封建君主手里夺取了政权。自此,西方世界“权钱交易”的“选票民主”,便从形式上完成了“政权民授”的历史回归。但亦如私有制社会“君权神授”的道德虚伪一样,西方世界1%资本富豪阶层对“依法治国”的执着,同此前的奴隶主贵族和封建贵族阶级并无本质区别。

而在中国,自虞夏之际“公私之变”以后,“君权神授”的“天命论”,首先便体现在夏朝奴隶主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的统治,并历经夏商周三代而不断获得完善。《尚书》云:“有夏服(受)天命。”这应是“君权神授”的最早记载。殷商奴隶主贵族创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称为“帝”或“上帝”,认为它是上天和人间的最高主宰,又是商王朝的宗祖神。因此,老百姓应该服从商王的统治。西周时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周王并被赋予了“天子”的称呼。周代的铜器“毛公鼎”铭文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确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论”。

孔子宣扬的“天命论”和尊卑贵贱“仁义道德”的等级礼教,渊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的礼法制度。“天命论”最早以原始宗教的面目出现,经孔丘、孟轲、董仲舒等人的不断改造,把国家治乱兴衰的原因都归结为天神干预的结果,从而形成了一种“天人感应”的神学政治伦理思想。孔丘主张“知天命”、“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孟轲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况也主张“制天命而用之”、“明天人之分”。“君权神授”的理论,在汉代有了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志”的概念,并且提出了“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人民应该绝对服从他们,凡是君主喜欢的事,老百姓应该无条件去做。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实际上就是自虞夏之际以来的“君权神授”文化迷信彻底破产了。如果说,夏商周的改朝换代,还不足以撼动“君权神授”的“天命论”。那么,周秦之变则给了这种文化迷信致命一击。因为夏商周三代,仅仅只是“君权神授”与“诸侯分封制”的变脸。而从商鞅“废井田奖军功”的变法到秦始皇横扫六合建立的“大一统”新体制,却彻底改变了王侯贵族等级世袭的“天命”。“耕战取功”的公平竞争,进一步激发了普通平民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人生梦想。以至于到秦末之时,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竟直接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天问”!

应该说,中国农民的这第一声“天问”,震撼了自虞夏之际“公私之变”以来两千多年的沉沉夜空。这种人本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对“君权神授”理论的彻底否定,而且也是秦“大一统”新体制新文化变革的继续。同样是出身农家平民阶层的刘邦,正是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感召下,参加了这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命运挑战。

“陈胜王”揭竿而起,天下各路英雄纷纷响应,但各路义军的起兵动机却并不相同。其中的六国贵族后裔部队,只不过是借势借力“恢复故国”,并企图“克己复礼”周朝的诸侯分封旧体制。包括楚怀王及项羽在内的楚国贵族后裔,其实也还都是“君权神授”的遗老遗少。这种“君权神授”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文化思想矛盾,从一开始就在这支造反大军里埋下了内部分裂乃至对抗的隐患。到了“楚汉战争”之时,刘邦和项羽不仅是争夺天下的军事较量,实际上也是平民阶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六国贵族后裔阶层“君权神授”的文化对决。

了解社会底层生存状态和平民心理的刘邦很清楚,对付“君权神授”的“杀手锏”,就是“政权民授”。而且,他所要诉诸于这个“以人为本”的“民”,绝不是含含糊糊笼笼统统的“民”,最起码不包括有钱有势有资本积蓄的贵族精英阶层。因为他深知,这些贵族精英阶层,是项羽的“大本营”和坚强后盾。而他要能够得到99%平民大众的“授权”,就必须拿出“为父老除害”的承诺和诚意。于是,便有了这份“约法三章”的“进城赶考”政治宣言书。

尽管,刘邦此举也不乏政治上的权谋技巧和时势所迫。但是,从“君权神授”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到“为父老除害”的“进城赶考”盟誓,也堪称是中国人“政权民授”的一次历史性思想大跨越。

【3】“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约法三章”与“法治迷信”的悖论

经过三年“楚汉战争”,宣称“为父老除害”的农家子弟刘邦,正式“进关中而王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平民皇帝”。虽然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乌江,但其余六国贵族后裔及其旧部连同他们“君权神授”的旧思想,却都一并进入汉王刘邦的阵营了。此前,秦始皇“废分封”而建“大一统”,是对夏商周三代诸侯“分封建藩”等级世袭体制的彻底革命。那么,实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平民梦想的刘邦,是将“天下为公”的“大一统”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呢?还是屈从于“君权神授”旧势力而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呢?这个疑问,在“进城”后就必须亮出底牌了。

事实上,刘邦只是部分继承了秦始皇“大一统”新体制的革命成果,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要说“汉承秦制”而有改革创新,实质上是带有旧制度的复辟成分。只不过汉朝“分封建藩”的诸侯国,疆域范围和内部自主权比周朝分封制的诸侯国已经小得多。但正是这分封制的部分恢复,却成了激活“君权神授”等级世袭体制旧思想的引信,并导致了汉朝的内乱和最终走向衰亡。差不多从“进城执政”的第一天起,刘邦就为“大一统”与“分封建藩”的矛盾调和而开始苦恼了。这时,“为父老除害”的“约法三章”便显得已经不合时宜,“依法治国”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然,这时也顾不得再去拷问法源法理是“道法自然”还是“君权神授”了。

刘邦当初“约法三章”,是在“进城赶考”的途中,因为还面临着“楚汉之争”。据历史记载,到了安邦定国维稳之时,刘邦就觉得“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便命萧何参照“秦六章”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后来,刘邦还命叔孙通整理朝纲礼法,又增“傍章十八篇”。到了汉武帝,张汤增加《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增订《朝律》六篇。这时汉朝的法律篇章就达到了60篇,是秦朝的10倍了。这还不包括当时的令甲(相当于现在的条例)300余篇,而为这些律法所作的司法解释那就更多了。据《晋书》记载,汉朝当时“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26272条,773万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执法者看都不一定看得完,更别说熟练运用了。

老子曰:“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就得继续加强法制建设。这样一来,法治成本越来越大,维稳难度也越来越大,便陷入了“依法治国”的恶性循环。夏商周三代之亡,是亡于此“法”。秦兴于“变法”而又亡“苛法”,汉兴起于“约法三章”而亦衰亡“繁法苛律”,皆因迷失了“道法自然”与“大道为公”的根本法源法理。

正如刘邦当初“约法三章”宣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这一个“苦”字,道出了天下百姓的心声,也准确地呼应了民心之所向。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的“约法三章”,便抢先占据了“楚汉战争”的道义制高点。秦朝的繁法苛律,也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但若回望秦灭六国的历史,却又是得力于“商鞅变法”的巨大推动。真可谓是,成也“变法”败也“变法”。应该说,从“管子变法”的“商战”,到“商鞅变法”的“耕战”,法家在打破社会等级实现天下统一的公平公正方面,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从“道术用”的系统思维来讲,法治仅仅只是实现公平正义之“道”的实“用”之“术”。若忽视了“道”的方向,而执迷于法治之“术”,实“用”功效就变成了苛法“苦”民。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走上了“法治迷信”的歧途。

 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又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汉朝在陷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恶性循环后,孔子“君权神授”的“仁义道德”等级礼教就又开始复活了。不过,这个诞生于周朝分封制基础上的政治伦理学说,在汉朝“大一统”与“分封建藩”复合体制下,就必须进行时代性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包装。这划时代的文化杰作,最后终于在汉武帝时期由董仲舒领衔完成,史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显然,自刘邦命萧何参照“秦六章”法律创制“汉律九章”时起,一个新的等级世袭格局就开始形成了。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就开始制造和加剧新的1%与99%社会贫富不公。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包装,却使汉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恶性循环至衰亡,有一种“安乐死”的麻木不觉。而且,也没有落下“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历史恶名。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是自虞夏之际以来对中国私有制社会最伟大的一次制度改革。所谓“百代都行秦王政”,一直持续到清朝。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恶性循环历史骂名,却独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为甚,这真是拜赐于“汉承秦制”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伟绩。

自虞夏之际开始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恶性循环,本质上是私有制社会“法治迷信”的恶性循环。尽管秦始皇创建“大一统”有终结诸侯混战的天下大公大义,尽管刘邦“为父老除害”的宣言有“政权民授”的天下道义合理性,但秦汉盛世却还是覆亡于“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恶性循环,皆是缘于私有制社会的“法治迷信”。王侯贵族权力世袭的背后,是私有财产的世袭继承。这从一开始就打破了社会财富分配和个人发展竞争的公平公正基础,也就制造和加剧了贫富等级分化的社会不公。这个根本的社会不公所必然导致的社会失衡与混乱,绝不是“仁义道德”的等级礼教能够永远包裹住的。

纵观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社会“法治迷信”的恶性循环也都是如出一辙。包括今日西方世界最民主法治“普世价值”的美国,私有财产的世袭继承,也照样制造和加剧着1%与99%的贫富等级矛盾。没有经济基础的平等,所谓的自由民主公平公正便同样是“智慧出有大伪”。这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文化精英创造贫富贵贱等级不公新理论新包装的智慧发明史。其中,“君权神授”旧迷信的换代新品,就是这“法治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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