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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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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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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汉承秦制:何当向天再借三千年  

2012-10-09 13:23:57|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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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大国商战”中,中国已经有幸同时成为美国和日本的“最大债权国”双料冠军。如今,美国的QE3扳机已经叩响,日本的印钞机也已经跟进飞转。在“夺岛军演”的同时,美国和日本的“主权债务”已经在加速蒸发。这样,外有中国“老百姓血汗钱”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内有“输入性通货膨胀”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强力催化。就这还不算,肇始于“甲午战争”时的美日“私相授受”琉球诸岛及钓鱼岛“购岛交易”又旧病复发。昔日“鸦片贸易战争”的“割地赔款”,转世今日“货币战争”的“夺岛军演”,又岂是一个“二战”的“历史包袱”了得!而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远渡重洋频频叩关之时,那个远去的“虽远必诛”时代,是否已经“乾坤倒转”?

欧债危机并非一时操纵失控 下一场危机在日本

据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10月09日报道,这个夏天,很多政府官员和私人投资者终于意识到,欧元区的危机并不是一时操控失误引发的,根本原因是那些深植于欧元区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领域多年的顽疾。谁会是下一个对自己的经济增长、国债偿还能力以及银行体系失去信心的国家?可能是日本。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楼市和股市的大跌,和随之而来的崩盘戛然而止。这个从繁荣到萧条的循环让人民、企业和负债累累的银行用了许多年来恢复。日本的总国债是每年GDP的2.358倍,负债净额也达到了每年GDP的1.358倍。日本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在欧元区,仅有希腊的政府债务可以和日本接近)。

二战后,日本在欧美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金融系统模型——利用国民储蓄进行投资。这个模型成了让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财富积累迅速增加的刺激因素。但是这样带来的成功非常的脆弱。在发达国家,政府正在从越来越大的短期贷款市场中获益,这种贷款在申请后迅速到账。这种制度会纵容他们以很低的利息借更多的钱,甚至超过他们本来需要的额度。通常,这些政府接下来会持续不断地借钱,债务会像滚雪球一样增加。今年,日本政府需要发售相当于本年GDP 59.1%的国债;这相当于,日本每10美元的收入中,6美元都是日本政府通过发售国债的方式借来的。

日本每年大约一半的年度政府预算现在都在支付养老金和利息上。随着政府在养老上花费的钱越来越多,日本的储蓄用于偿还那些为支持不断增长的公用事业而欠下的债务。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务。国内的养老金计划规定每人必须购买大量的政府债券,用来支撑他们未来的开销。日本政府债务的债权人95%都是本国人。工作人口减少,将导致日本的海外投资增加,这些钱将投向那些人口年轻化并且人口数仍然在增长的国家,这种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也肯定更高。这些国家应该可以在他们更加富裕并且人口开始老龄化的时候偿还这些贷款,还可以提供一些基金来满足日本的养老需求和其他的福利义务。这就是日本近几十年一直在新加坡和挪威采取的战略。但这些好处都是暂时的。当外国的资本流入本国的时候,政治家们很难密切关注本国的财政赤字。金融家们希望紧急融资政策一直存在,也需要持续的财政赤字。金融巨头们声言会为财政负责,但是他们其实主要想少缴一些税——他们并不考虑这样做对于政府的负债意味着什么。

欧元区的精英们对他们的货币联盟的不可持续性视而不见,老龄化的日本也拒绝考虑改变他们的养老金系统。我们现有的政治体系告诉我们如何夸大我们的偿还能力,如何和财政部门一起秘密地将资源转移给强权集团——然后关于花掉的那些钱,他们通常都会解释道,我们的后代会还的。渐渐地,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后代们并不是被我们的一些决策戕害的唯一的一代。那些失控的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轮回,类似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即将重演。(美国《大西洋》月刊2012年10月刊)

商战兵法:“汉承秦制”奈何失却“大秦魂”?

从“徐福东渡”到日本请封“汉委奴国王”,本身就是大中华天下分分合合的一段历史插曲。若“以日为镜”我们就会发现,自秦汉时代的辉煌顶峰开始,最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便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日趋衰落史。其间所谓的隋唐盛世,只是仅次于秦汉鼎盛的一个“亚盛世”。自明朝遭遇“倭寇犯边”和清朝遭遇“鸦片战争”开始,只是加快了滑向深渊谷底的速度。

正如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此前《华夏文明探源启示录》、《重读经典:“五蠹”绝非韩国特产》、《日本之鉴:现代化的“二奶焦虑症”》、《汉承秦制:“徐福东渡”与“汉委奴国”》、《汉承秦制:琉球失还折射大国兴衰》、《汉承秦制:“徐福东渡”的道德迷失》、《汉承秦制:“徐福东渡”的历史追索》、《汉承秦制:“徐福东渡”的历史回眸》、《汉承秦制:治乱兴衰的历史拐点》、《汉承秦制:日本为何不再“服”中国》及《汉承秦制:“虽远必诛”的“乾坤倒转”》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在这两千年的历史岁月里,中国的生产科技一直在发展进步,经济发展还是“硬道理”,社会财富总量也一直在增长。所谓有无相生循环往复,但我们却往往被物质技术现象所蒙蔽,而看不透人类社会的现象本质。也正因为此,当年我们尚能超越“胡服骑射”的尘埃,两千多年后却深陷“坚船利炮”的“西学东渐”泥潭不能自拔。中国两千多年的衰落历史轨迹警示我们,中国的衰败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衰败,今天中国人的精神智慧成长还一直停滞在秦汉时代以前!

在两千多年前“礼崩乐坏”之际,“变法图强的先驱”管子曾教导齐桓公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春秋战国时代风云变幻,今天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春秋战国时代依然是风云激荡日新月异。齐桓公问道:“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这套“五战而至于兵”的“商战兵法”,核心要旨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天人合一”的系统性整体性“全维战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强调战略思维和战术技巧的统筹运作。一旦就经济建设说“大国崛起”说和平发展,往往便是中了“敌国”的“商战奸计”。具体而言,就是要对敌“五战齐发”,即市场供求物价货币操控权争夺之战、通用价值规则标准主导权争夺之战、交通线路物资流通渠道操控权争夺之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系统控制权争夺之战、天时地利人和要素节奏全盘运筹的造势借势顺势主动权争夺之战等等。

“五战而至于兵”的“商战兵法”之“命门”,还是在于“战”在于“兵”。所谓“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就是着眼于“战”立足于“兵”,就是清醒认知私有制“丛林世界”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的战争是必然常态。弱肉强食就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切不可被“双赢”的“商战”所迷惑。所谓“双赢”,仅仅只是暂时利益交换的妥协和停战,但也预示着下一轮战斗的开始。所谓“忘敌必危,被动必败”,此“五战”之对象和战场设定,是“敌国”和“敌国内部”,这是先手先赢的主动权所在!如果我们盲目迷信市场经济“价值规律”,那么就很容易被“无形之手”所“暗算”,就会“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资本王者”的大鱼吃小鱼和买空卖空操纵市场价格,这是我们通常能够意识到的“无形之手”。管子所言的“货轻币重”与“币轻货重”,就是用“铸币权”进行“权轻重”,就是用货币发行和利率及汇率手段计划调控通货膨胀。“资本王者”市场投机倒把的“无形之手”与掌握“铸币权”的“无形之手”,难道不都是“人在做”吗?难道不都是“人为”的市场经济“商战”吗?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由此可见,在本国境内,非但是存在着“一国而二君二王”的“战衡”与“战准”,乃至“战流、战权、战势”之“五战而至于兵”。而且,国家内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也是取决于这两只市场“无形之手”的权力博弈和争夺。中国古代所讲的“治生”和“治产”,就是指财富的形成和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原本就是资源供应、劳动生产、产品分配和消费积累四大环节的循环往复。财富的形成,原本就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因此,劳动者才是财富的“生身父母”,也是生活消费理所当然的享用者。在上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部落公社时期,掌握财富分配的“王”,其实只是被社会成员推举或禅让的“人民公仆”。但自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以后,便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且有“礼法”了。从那时起,财富的分配环节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是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上游环节初始的占有分配,从人人平等的公有制变成了贫富不均的私有制。然后,便是劳动产品的调拨分配和市场交换分配,以及财产资本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对应分配。这样一来,所谓的社会收入分配,就变成了“一国而二君二王”市场“无形之手”的权力博弈和争夺,就成了“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之“五战而至于兵”的“市场商战”。而原初的社会“财富主人”,这时却成了人身依附于生产资料财产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力商品”。这个仅仅作为生产环节的“会说话工具”,自然是没有劳动产品调拨分配和市场交换分配的权力,更没有财产资本所有权和收益权的分配资格。所谓1%与99%社会贫富等级分化和尊卑贵贱“等级礼教”的源头,便是在于此“公私之变”,这也正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根源所在。

问题在于,我们通常还意识不到这两只市场“无形之手”的权力博弈和争夺。同时,这个“一国而二君二王”之“战衡”与“战准”的战场,不仅是在“敌国”和“敌国内部”,而且也同样在本国境内。特别是在“开关通商”的市场国际化环境下,不但要在“敌国”打好“进攻战”,更要首先打好本国境内的“防守战”。否则,便必然会被“敌国”的“五战而至于兵”所击败。本国境内的这场“防守战”,比防守边境上的“坚船利炮”更难更复杂。而敌国的“坚船利炮”烟雾,也往往是在掩护这场“没有硝烟”的“商战”!

当年,管子虽然也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平等契约精神,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也终究只是对周朝私有制等级礼法体系的制度改良,而绝谈不上什么革命意义。尽管如此,作为法家的思想先驱,他深知变法改革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可以改,而万变不离其宗的却是“五战而至于兵”的“商战”。后来的“商鞅变法”,又将“五战而至于兵”的思想发展至“商战”与“耕战”。也就是说,既要重视“虚拟经济”的“市场商战”,更要重视“实体经济”的物质基础。秦始皇后来建立的“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大一统”体系,也便是“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之“五战而至于兵”的春秋战国“终极版”。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对“敌国”的“商战”进攻意识和“本土保卫战”的警惕性,似乎便愈来愈淡忘了!由此,也便埋下了“重安内而轻攘外”的文化祸根。

自私物欲的贪婪,必然会导致利欲熏心的利令智昏。一个民族被利令智昏的1%少数精英强势群体所劫持,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整体滑向堕落的深渊。一个国家的强弱,最根本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集体行动能力。而1%强势群体的自私物欲利令智昏,就必然会导致整个民族都陷入追逐名利的一盘散沙状态。1%权贵阶层的爵位私人化家族化世袭,严重破坏社会公平。1%富豪阶层的财产私人化家族化世袭,更会长久地破坏社会公平。1%精英阶层的文化宗派化门派化专权世袭,则必然导致1%权贵富豪精英阶层利益结盟的社会结构僵化与固化。一个陷入僵化固化的民族,就根本谈不上有国家的集体行动能力。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的衰落,正是因为这个1%权贵富豪精英阶层的利益结盟僵化与固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夏商周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礼成”和“礼崩”的时代。而远自“夏礼”初成之日,也便是1%权贵富豪精英阶层产生与利益结盟起始之时。这个发生在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乱世风云,也是1%权贵富豪精英阶层利益同盟被打散与重新组合的过程。自“管子变法”的“商战”,到“商鞅变法”的“耕战”,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从而使中国社会迈上了私有制时代的第一道文明发展高峰。而“百家争鸣”时代的“克己复礼”逆流,在“汉承秦制”之后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借尸还魂。自此,“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专制,又给1%权贵富豪精英阶层的利益结盟僵化与固化提供了温床。

“汉承秦制”,“百代皆行秦政治”,由是中国之体皆为“大一统”秦之体。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承秦制”却又渐失“秦之魂”。于是,中国最近两千年社会发展的历史最高峰在秦汉,盛衰转折点也是在秦汉。此后,中国社会的兴衰沉浮,就再也没有能够逾越过这座历史高峰。而中国的分分合合治乱兴衰,也同样只在人们的“公私”一念之间。那么,我们能不能重新找回秦汉雄风的文化基因?中国能不能再次实现两千年未有之复兴?这是一个“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历史命题,也是中国人必须要日本再次“心服口服”的现实命题!

关于这个历史文化奥秘,我们下期再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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