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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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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书坛风云:“官帽泛滥”的法治困惑  

2013-03-31 17:38:23|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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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陕西书协换届,因其产生出62人的主席团阵容空前庞大,招致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舆论围剿,被指责是“官帽满天飞”。或许,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度,任何事一旦与“官”扯上关系,便都会显得异常敏感而复杂。就在陕西书协深陷“官事”而难以自拔之时,又传来了“国务院机构改革部委副职多超标”的消息,不知这能否使陕西书协感到有几分宽慰。

据《中国经营报》2013年03月30日报道,国务院机构改革部委副职多超标,专家称领导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七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虽然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机构设置均有较大调整,但是政府副职领导超编问题依然存在。在本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部委由原来的27个变成25个。律师韩甫政发现,从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看25个部委,除国防部、安全部和监察部无法得到具体数据之外,其他部委副职人数存在不符合《国务院组织法》规定的问题,较原来有所改观,违规的部委比率已从原来的80%多,变成现在的60%多。韩甫政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国务院应该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不能只合并机构,领导的人数却越来越多。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曾经就此问题做过专门研究。早在2007年,熊文钊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当年国务院所辖所有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中,逾半数部门的副职人数都超出了法定的4人。而1979年制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对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副职人数没有明确规定。此后,我国大力倡导和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国务院于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基本要求。熊文钊认为,《国务院组织法》已经颁布实施30余年,政府副职领导超编问题仍然严重。我国是由政府主导建设法治的国家,“依法行政”对于法治的意义则不仅仅在于推进法治行政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政府之表率教化民众,使法治意识在民众中得到普遍化,因此政府法治作为表率对于法治进程的推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前,新华社曾发文批评机构改革怪象:“无领导因改革下岗,改出闲人”。据新京报2013年03月24日报道,新华社评论称,机构改革应防“换汤不换药”。总结之前机构改革四大怪象:无领导因改革“下岗”、临时工增多、借改革涨价、行政审批明放暗收。

回头再来看陕西书协换届的“官帽满天飞”。2013年1月21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一共选出了11名名誉主席、1名主席、16名常务副主席、18名副主席、10名副秘书长以及6名顾问,共62人的主席团阵容空前庞大。此事,立刻激起舆论强烈反弹:“大秦帝国,你这是要横扫天下书坛么?”自那时到现在,舆论的追问和挞伐声,已经持续激荡了足足两个多月。与此同时,位于西安小寨东路3号2楼的陕西书法家协会,工作仍然近乎停摆。那么,这场轰动全国的“陕西书协换届风暴”,最终将如何结局呢?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日前相继发表了《有感于陕西书协的难以承受之重》和《大秦帝国:“横扫天下书坛”又咋啦?》两篇文章,就此事进行了连续跟踪分析解读。

前文指出,“以前按书协职位高低,作品大抵符合市场价位。现在这么多副主席,市场的标尺在哪里?”这样的一句媒体追问,可谓是直击问题要害。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场“陕西书协换届风暴”的原委,就很容易发现,所谓“主席扎堆”和“官帽满天飞”,并非仅是新一届陕西书协的“官容庞大”,而且还混杂着不少“官员”与“公务员”跻身书协“挂职”。这样的“官官相叠”,便使得这场大秦帝国“横扫天下书坛”的时代壮举,显示出了“官本位”与“市场化”的独特文化景象。而且,也只有在这大秦故土,才会产生出如此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由于“主席扎堆”和“官帽满天飞”,使得书画市场失去了“定价标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市场经济现实。书画作品的市场价值与艺术价值脱钩,而只跟“官职”挂钩,则应是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经济特殊法则。但不管咋样,有“定价标准”总比没有“定价标准”要好。否则,像“主席扎堆”造成的“失去准星”,或是“管帽注水”造成的“市场贬值”,必然都会严重扰乱书画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归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了书画作品与“官职”挂钩的“市场定价法则”上。因此,“官职”基准和基数一乱,整个书画市场的供求交易系统就跟着全乱套了!

这里,且不说书画作品的市场价值与“官职”挂钩有多大准性。就说最具争议的书协副主席人选,其本人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及思想价值,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有人说,应以“中国书法兰亭奖”为硬尺度,因为这是等同于“茅盾文学奖”和“金鸡奖”一样的“国家级专业大奖”。也且不说这些国家级专业大奖的国内评选争议,即便是像“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世界大奖”,难道就真的代表最权威、最专业、最公正的“国际标准”吗?也有人说,应以参加全国书法大展评奖作为硬指标。但岂不知,各类全国书法大展评奖的争议性,更绝不亚于“国家级专业大奖”和“世界大奖”。由此可见,在市场化的多元化价值观背景下,要寻找到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及思想价值的“统一度量衡”,的确十分困难。因此,要拿书画艺术造诣评选“书协官职”,也注定是难上加难。

说到文化精神领域的“统一度量衡”,就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大秦帝国的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道路车距、统一度量衡,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朔造出了中国文化两千年的“统一之魂”。尽管,在长达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秦人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等级礼教“官本位”文化,始终保持着毫不妥协的强烈抵制。因此,也才有了变法图强的成功与“横扫天下”的大秦雄风。不过,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秦人因此也便陷入了严刑峻法的“法治迷信”精神误区。所谓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精神领域的道德伦理遵循的是宇宙自然法则。而物质生活领域的制度法规,绝不能违背道德伦理,更不能逆反过来强制要求精神领域的“统一”。毕竟,人法不能大于天法,人法所约定的任何“统一”标准,都带有立法者的人为性与局限性。所谓“为而不为”,便是指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最终导致的就是适得其反的结果。

于是乎,秦人虽然抵制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等级礼教“官本位”文化,但大秦帝国秉承的却是“官员立法”与“官员执法”的“法治迷信”。那么,在市场化的价值多元化时代,若“利润最大化”的“金钱至上”与“官本位”文化及“法治迷信”交混在一起,又会产生出怎样的结果呢?这一点,恐怕才是今天大秦帝国“横扫天下书坛”的时代风云,留给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课题。(续接前文《大秦帝国:“横扫天下书坛”又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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