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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闻博报夏商,资深文化传媒人,大道国学说倡导者,西安交通大学大遗址保护与古建筑(国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300余万字《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作品,被誉“网络天下时讯,撷取博海浪花,记录历史风云,珍藏岁月的记忆经典”。邮箱:827980132@qq.com QQ:82798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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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话语霸权:拜登“说真话”底气何来?  

2013-05-23 14:48:29|  分类: 夏商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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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称中国不能“自由呼吸” ,中国留学生要求道歉。据环球时报2013年05月23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5月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称中国是不能“另类思考”或“自由呼吸”的国度,引起在场中国学生的不满。据香港《南华早报》22日报道,该校中国学生已经起草一封信,要求拜登做出正式道歉。到22日为止已有343人签名,信件将先被呈递给该校校长,然后转交到拜登办公室。

拜登一向以“大嘴”著称。英国《卫报》称,拜登13日的这场演说是“目前为止最近毕业典礼演说中最滑稽的”。在谈到“中国人正要吃我们的午餐时”,拜登话锋一转说,“中国的问题很多,他们缺少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东西,如开放和公平的法律体系、充满活力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及创新思维”,“这一切的关键是另类思考的能力,但在一个国家,你不能另类思考,你不能自由呼吸;在不能另类思考的国家,你无法挑战正统观念,因为改变只来自于挑战正统观念。”在演讲末尾,拜登两次提到中国,还谈论了他2011年8月访问中国的10天之行。

《南华早报》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班的中国学生张天璞说:“我认为拜登应该为他的不恰当评论道歉,他在毕业典礼上面对至少数百名中国人发表了那些评论。这是一次羞辱的经历,一场毕业演说为何会变得这么政治化?”张表示,他和同学已经起草了一封信给拜登,要求拜登做出正式道歉。针对拜登的言论,张反驳说:“我的祖先挑战正统观念甚至早于他的祖先前往美洲。”他还驳斥了对他反应过度的批评,称“在经过4年辛苦学习后,毕业典礼演讲者突然对你说,你和你的国家糟糕透顶。你会有什么感受?”拜登办公室目前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南华早报》称,拜登曾多次因不当言论受到抨击,他曾在专访中称俄罗斯是“衰落了的国家”。

在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看来,美国副总统拜登一向以“大嘴”著称,但这次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自由呼吸” 和“口无遮拦”,却让中国人很受伤。甚至连一向对中国抱有负面态度的西方主流媒体,都实在有些看不过眼。于是,为了显示媒体的“言论自由”与“客观公正”,英国《卫报》便站出来说,拜登13日的这场演说是“目前为止最近毕业典礼演说中最滑稽的”。尽管如此,要让“另类思考”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向不能“自由呼吸”的中国人道歉,的确还是有些勉为其难。而且,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抱有负面态度的“基本立场”,也不会发生奇迹性的改变。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文化傲慢和话语霸权。而自1840年“鸦片贸易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直到今天的接轨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中国人的“小学生心态”和文化自卑,无形中也一直在助长着西方世界的文化傲慢和话语霸权。故此,像今天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中国的“指手画脚”,难道仅仅只是拜登本人的“滑稽表演”吗?

中国有俗话道,“有理不在声音大”。但是,对于这种西方文化的傲慢和中国文化的自卑,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似乎就一直认为是全球传媒格局“西强我弱”的“话语权”大小造成的。若据此来看,这种西方文化的傲慢和中国文化的自卑还将会持续一百多年。更为严重的是,若中国人的“小学生心态”和文化自卑始终不改,再过三百年后世界“西强我弱”的格局就会自然颠倒过来吗?

据环球网2013年05月23日刊发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可的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指个人、组织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即媒体国家形象,因为大众传媒在国际传播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媒体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国家的形象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总体形象。一个国家形象的好坏对提高或降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起着重大作用。它不仅可以确定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交往形式,而且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还可以促进交流,甚至引发误解或国际冲突。

1989年以后,西方强势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否定态度还不少。从目前来看,这种强势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可以基本等同于国际受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就是说,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越负面,中国在国际受众中的国家形象也就越负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媒体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垮台论”等就是这种表现。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不断上升并与世界融合,这样先入为主的中国国家形象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实际形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深深地认识到了国家形象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树立我国在国际媒体中的良好国家形象不光体现为政府的一种希望和意愿,也表现为国人的一种强国心理。这种意愿和强国心理只有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可能出现。

西方媒体对华负面态度,可以从西方的传媒体制、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三个层面来分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传媒体制上,除了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少数外宣媒体由“政府直接拨款”外,大多数西方媒体都属“私人所有”,媒体通过收视费或广告收入维持生存。这就保证了这些媒体能在“经济上独立于政府运作”,因此吸引公众眼球并赚取收视费和广告收入就成为这些西方媒体安身立命的基础,迎合公众阅读和收视心理也就成为“媒体谋取商业利润”的前提。

在新闻理念上,西方公众将媒体看作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和社会的重要力量,西方媒体以“反常性”作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坏新闻就是好消息”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传统,具有批判精神也逐步成为它们的立足之本。因此,正面报道在西方社会很难被公众认可,每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世界新闻摄影奖等奖项的作品也以灾难、疾病、战争、政府黑幕等题材居多。对它们所在国的国内报道尚且如此,以“传播普适价值观”自居的西方媒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上就会走得更远。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充满了战争和疾病,与这两种题材无关的新闻,西方公众几乎不会关注。对中国的报道也因此受到固化的东方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引导,因为这是与西方世界“相悖”的中国图景,符合西方公众对中国形象的想象。

在新闻生产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媒形成了高度垄断,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这样的通讯社成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息源。 这些跨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很多都没有到过中国,在报道与中国有关的事件时,会根据西方公众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来生产中国新闻,并依此进行“把关”和“过滤”中国新闻,强化了中国的新闻话题体系和新闻框架。而在这种模式中,即使偶尔出现中国的正面报道,也会在“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假设由Noelle-Neumann于1974年提出,主要内容是,受到多数人赞同的意见会被积极地纳入讨论,并迅速扩散;而少数派意见则会趋于沉默,由此循环往复,形成一方渐趋强大,另一方渐趋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作用下声音渐稀,进一步强化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负面性。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对西方社会和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加大,可以预见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中国经济发展压力和中国“威胁”还将扩大,“媒体放大镜”仍将继续“放大”西方公众对华的负面态度取向,并利用其覆盖全球的传媒机构在国际社会抢占塑造国际形象的制高点,使国际事务、国际公共资源向西方国家倾斜。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放平心态,坦然面对西方国家目前的媒体软实力优势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清楚对于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而言,西方国家媒体这样的“骚扰”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要有信心一定会平稳地过好这个过渡时期。

全球传媒格局仍然处于“西强我弱”局面,西方传媒掌握了绝对的制信息权。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弱小的状况无法向国际社会推介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无法对国际舆论的某些负面报道予以“纠偏”,以及无力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攻击。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在持续推进,目前央视已经设立非洲和北美等海外分台。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有关中国的话语和话题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大多数是西方制造出来的,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北京共识”、“中国责任论”、“中国信心论”等。

在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看来,环球网刊发的这篇文章其实正好揭示出,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自由呼吸”和西方媒体持续“矮化中国”,他们究竟底气何来?这个答案就是,全球传媒格局仍然处于“西强我弱”局面,西方传媒掌握了绝对的制信息权。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弱小的状况无法向国际社会推介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无法对国际舆论的某些负面报道予以“纠偏”,以及无力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攻击。这样“自叹不如”的继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是中国人的“小学生心态”和文化自卑感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所谓“传媒战”和“文化战”的强弱相争,首先是基于精神心理上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而这种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卑,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道德境界的高下。所谓强词夺理的蛮横,往往是以硬实力的“声大”来掩饰内心的精神空虚与怯懦。这种硬实力的“声大”,也必然要以物质技术手段的强大为支撑。我们如果总在“形而下”层面来比强弱,而不在“形而上”层面去争高低,自然就会落入“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沉默的螺旋”。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色盲症”,已经是中国人自“洋务运动”以来的精神沉疴。正是因为我们总盯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物质技术手段先进,所以也就不得不承认了其“开关通商”的“国际惯例”。

虽然直到今天,我们也都能明显感觉到“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的虚伪与不公,但我们又总能拿西方“话语霸权”的“制信息权”科技先进来自我开脱。如此一来,将“传媒战”和“文化战”的败局都能归咎于物质技术因素,“经济战”与“科技战”的落败也就更理所当然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就还得以“小学生心态”继续“西学东渐”,只要“坦然面对西方国家目前的媒体软实力优势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只要我们不断强大的发展进程不被打断,直到我们实现“和平崛起”之时,才是“西强我弱”局面乾坤倒转之日。想想看,我们现在的精英智慧,与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精英们的智慧,又何其相似乃尔!

历史已经证明,一百多年“西强我弱”局面的彻底扭转,必须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精神自强为先导。要在经济战、贸易战、货币战、网络战和文化战中占据主动权,就必须先行占据“形而上”的道义制高点。势成“居高临下”,方能创造出“以小搏大以弱胜强”阴阳易变的人间奇迹。西方的政府政客也好,西方的私人资本控制的媒体也好,遵循的都是私有制的拜金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都有着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自觉”。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负面思维,又都是源于“市场份额”和“股权比例”此消彼长的固有矛盾。其1%与99%贫富等级分化的市场经济“劫富”,最大的“文化克星”就是公有制新社会的“劫富济贫”。我们只要占据了这个“大公无私”的道义制高点,我们就自然享有了最强大的“世界话语权”。因为,人类社会“话语权”的强弱,终究还是取决于1%与99%的人数比例,而绝不是决定于金钱财富的比例,更不可能取决于“坚船利炮”的物质技术因素。60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亦如作者此前《美国催债:日本跑偏菲律宾搅局》、《债务危机:不可捅破的“天灾论”》、《公私之变:“劫贫济富”的千年一梦》、《货币殖民:“商品经济”的自我毁灭》、《实话实说:美议员何须惊破美国梦》及《文化战争:“劫贫济富”的“话语圈套”》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今日某些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强我弱”的心理自卑,大概已经不仅仅是源于“西学东渐”的“文化色盲症”。更大的可能,恐怕是已经丧失了中国人当年“大公无私”是精神强势,甚至是已经接轨了西方私有制的拜金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也就只剩下在“形而下”层面“自叹不如”的继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了!

延伸阅读----------------------

【1】郭可:西方媒体为何持续矮化中国?

据环球网2013年05月23日报道,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指个人、组织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际性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即媒体国家形象,因为大众传媒在国际传播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媒体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国家的形象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总体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备受关注

一个国家形象的好坏对提高或降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起着重大作用。它不仅可以确定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交往形式,而且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还可以促进交流,甚至引发误解或国际冲突。1989年以后,西方强势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否定态度还不少。从目前来看,这种强势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可以基本等同于国际受众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就是说,国际媒体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越负面,中国在国际受众中的国家形象也就越负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媒体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垮台论”等就是这种表现。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不断上升并与世界融合,这样先入为主的中国国家形象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实际形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深深地认识到了国家形象的影响力。

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树立我国在国际媒体中的良好国家形象不光体现为政府的一种希望和意愿,也表现为国人的一种强国心理。这种意愿和强国心理只有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可能出现。

西方媒体对华负面态度的缘由

当然,像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媒体对上海世博会的基本态度却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它们涉华报道总量上,更体现在它们的报道选题、具体的写作风格甚至措辞造句等方面。如刊登在2010年5月7日《纽约时报》的《中国能源需求飙升威胁排放目标》一文中,记者以“贪婪食欲”来形容“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在由轻工业产品出口到能源密集的重工业产品制造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能源需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记者竟然还就中国民众的日常能源需求说事,“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冰箱和空调,农村用电也在飞涨,汽车拥有量快速上升”,却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天天享受着美国的大功率空调和高油耗轿车,更不用说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之前的工业排放了。文章也“适时”地提及了上海世博会,认为参观世博会的旅行可能引起碳排放的大幅增长,却完全忽视了中国在世博期间新能源方面的努力。

这可以从西方的传媒体制、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三个层面来分析这一状况的原因。

在传媒体制上,除了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少数外宣媒体由政府直接拨款外,大多数西方媒体都属私人所有,媒体通过收视费或广告收入维持生存。这就保证了这些媒体能在经济上独立于政府运作,因此吸引公众眼球并赚取收视费和广告收入就成为这些西方媒体安身立命的基础,迎合公众阅读和收视心理也就成为媒体谋取商业利润的前提。

在新闻理念上,西方公众将媒体看作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和社会的重要力量,西方媒体以“反常性”作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坏新闻就是好消息”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传统,具有批判精神也逐步成为它们的立足之本。因此,正面报道在西方社会很难被公众认可,每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世界新闻摄影奖等奖项的作品也以灾难、疾病、战争、政府黑幕等题材居多。对它们所在国的国内报道尚且如此,以“传播普适价值观”自居的西方媒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上就会走得更远。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充满了战争和疾病,与这两种题材无关的新闻,西方公众几乎不会关注。对中国的报道也因此受到固化的东方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引导,因为这是与西方世界“相悖”的中国图景,符合西方公众对中国形象的想象。

在新闻生产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方传媒形成了高度垄断,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这样的通讯社成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媒体的主要信息源。 这些跨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很多都没有到过中国,在报道与中国有关的事件时,会根据西方公众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来生产中国新闻,并依此进行“把关”和“过滤”中国新闻,强化了中国的新闻话题体系和新闻框架。而在这种模式中,即使偶尔出现中国的正面报道,也会在“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假设由Noelle-Neumann于1974年提出,主要内容是,受到多数人赞同的意见会被积极地纳入讨论,并迅速扩散;而少数派意见则会趋于沉默,由此循环往复,形成一方渐趋强大,另一方渐趋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作用下声音渐稀,进一步强化中国在西方媒体中的负面性。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对西方社会和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加大,可以预见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中国经济发展压力和中国“威胁”还将扩大,“媒体放大镜”仍将继续“放大”西方公众对华的负面态度取向,并利用其覆盖全球的传媒机构在国际社会抢占塑造国际形象的制高点,使国际事务、国际公共资源向西方国家倾斜。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放平心态,坦然面对西方国家目前的媒体软实力优势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清楚对于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而言,西方国家媒体这样的“骚扰”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要有信心一定会平稳地过好这个过渡时期。全球传媒格局仍然处于“西强我弱”局面,西方传媒掌握了绝对的制信息权。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弱小的状况无法向国际社会推介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无法对国际舆论的某些负面报道予以“纠偏”,以及无力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攻击。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正在持续推进,目前央视已经设立非洲和北美等海外分台。但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有关中国的话语和话题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大多数是西方制造出来的,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北京共识”、“中国责任论”、“中国信心论”等。(作者郭可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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